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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语 Introduction 来自一位大众车主,对逝去时光的深切缅怀。 作者丨查攸吟 责编丨崔力文 编辑丨朱锦斌 “我是中国的机械工业部部长周子健,想与你们公司的领导谈谈。” 图|德国西北部下萨克森州狼堡,大众集团总部 随行人员后来在谈起当时情景时,描述略显夸张——当翻译转达了这句话后,此前惊讶于这群东方面孔客人突然到访的警卫,表情逐渐从讶异变为震惊。少顷,他转身冲入警卫室,拎起听筒。 这通电话,在狼堡大众总部内辗转了好几次,直到最后接通了负责公司销售事务的常务董事,维尔纳·施密特博士。 “那就请他到大楼里,我的办公室来吧”,施密特博士同样对这样的大人物竟然无通报到访而惊诧莫名,在稍稍愣神之后,他又补了一句:“那是我的荣幸。” 周子健一行赴德的目的,是考察德国汽车工业。这些事情,最近一段早已通过发达的媒体传遍德国大街小巷。所以施密特招待中国客人的“第一道菜”,便是由他亲自领带,参观狼堡的大众制造车间。 图|70年代末的狼堡大众白车身生产车间 上世纪70年代后半,全球汽车产业,正逐渐迈入自动化的时代。在很多工序上,机械逐步取代了人力。而早期的工业机械臂,当时也已经出现,主要被用于白车身制造中的焊接环节。 所以,这群中国客人,就好似刘姥姥进了大观园般。无论是周子健部长,还是随行的上海汽车厂厂长蒋涛等专业人士,首次目睹汽车在自动化流水线上批量生产的画面,都很难保持淡定。 此刻考察团已经意识到了,这便是他们此行所追寻的,真正的最现代化的汽车工业。 如果在狼堡大众工厂里看到的一切,等同于现代化的汽车制造应该有的水平,那么国内那些,无论生产卡车的第一汽车厂还是主要制造轿车的上海汽车,对比之下只能被称之为“大型作坊”。 图|1973年的中国第一拖拉机厂生产车间。可以看到,很多部件都是现场加工的 而这里,还仅仅只是大众在全世界的多座工厂之一。仅一个狼堡,每天就能下线汽车1000辆,相当于上海汽车厂造轿车,半年可以达到的产量。 感怀于这一切,走马观花参观完毕,一行人尚未来得及返回施密特的办公室,蒋涛就找了个机会,向施密特提出:我们希望大众公司跟上海汽车厂合资经营轿车厂。 在翻译还未来得及说出句末的动词之际,仅仅是听到了句子里的那个Gemeinschaftsunternehmen(合资经营企业),施密特就按捺不住主人应该有的矜持,举手打断翻译: 我本人举双手赞成! 甚至他还在双方之后的交流中,还透露了一些商业秘密: “我们正和另一个亚洲国家(韩国)商谈合作建厂问题,如果中国愿意与大众汽车合作,那么我们很可能将放弃与那个国家商谈的项目。并且我们愿意出资金,也愿意转让技术,并且将最新的车型提供给你们选择。”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,大众都是中国最重要的合资汽车品牌。而中国与这家德国企业开启“第一次接触”,正是始于上面这个时刻——1978年11月20日。 风起于青苹之末 1978年,原第一汽车厂厂长,经历过大革命时代洗礼,也参与了“乘东风,展红旗,造出高级轿车送给毛主席”时代的一机部副部长饶斌,给中央打了份报告。 图|当时的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饶斌。因病于1987年逝世 这份报告中有几句话,将当时中国汽车产业的家底说了个底掉—— 高档红旗车专供礼宾用途和国家级领导人,底子仍为仿奔驰S220的上海牌轿车,虽然经过两次改进且外观漂亮(就当时审美而言),且一年的产能仅有3000辆。 对于政策全面放开的当时而言,这一产量显然是无法满足国内需要的。 此外,在历经二十年的消化与吸收,彻底掌握了五十年代,由苏联输入的工业技术以后,我国虽然可算得上初步建立了近代化的工业体系,然而若是站在上世纪70年代末的视角,则其中许多技术乃至于概念,已经严重落后。 初步工业化与真正的现代化,不可同日而语。最典型的例子,汽车生产在当时仍旧是半手工的,无论车身还是底盘,主结构全靠手工敲打。于是,零部件标准化也就无从谈起。 图|上海牌轿车的生产方式,存在大量由工人手工钣金的部分,锤子和锉刀是基本生产工具 在当时,这类问题已经严重到了,即使同一型号同一车款的同一批次新车,许多主要零部件,也无法做到互换的地步。实际在新车装配时,必须借助锤子和锉刀,现调现装。 导致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,除了国内确实在机械加工精度、材料方面与欧美先进国家存在较大差距外,也大量体现在整体理念以及管理技术上。 饶斌的报告,最终促成了1978年11月间,中国机械工业部代表团的欧洲之行。 而这里必须要插一句的是,实际上就在周子健率团去欧洲考察前的1978年10月,美国通用汽车董事长托马斯·墨菲,就率领代表团来到中国,参观了位于湖北十堰的第二汽车厂,就国内希望引进重型卡车生产技术的问题,与当时负责重型汽车厂筹备处的李岚清展开谈判。 图|上世纪50年代末通用底特律工厂。在70年代末,国内各大造车企业尚无法达到这一水平 这原本只是一次技术引进谈判,但席间却因为墨菲的一句“你们为什么只同我们谈技术引进,而不谈合资经营(joint venture)呢”,突然打开了思路。 李岚清后来在回忆起那段经历时说—— 尽管我们懂得一些英语,知道“joint”是“共同或共担”,“venture”是“风险”,连在一起似乎应当是“共担风险”,但对它的确切含义并不清楚。于是墨菲就让他手下的一位经理,向我们详细介绍了“joint venture”的含义:就是我们双方共同投资,“合资经营”企业。这位经理还向我们介绍了合资经营企业的好处,怎样搞合资经营,以及他们与南斯拉夫建立合资经营企业的经验,等等。 墨菲的提议,立即引起了李岚清的重视,毕竟在改革开放之初,资金、特别是实打实的外汇,从来都是中国最缺的东西。而这个“合资”无疑可以绕开许多难题。 于是建议被立即上报北京请示。后来的历史这样记录“合资”一词首次出现在中国最高层视野里的情景: 1978年11月9日16点,来自第一机械工业部汽车局的电话打到了国家计划委员会那里。时任计委副主任的顾明,在接到请示后匆匆前往面见邓小平。 “可以啊,不但轿车可以,重型车也可以!”总设计师当场做出了极为干脆的回答。收到答复后,墨菲带队满意而归。 在经过了充分沟通后,次年3月21日,由第一机械部副部长饶斌带队,中国代表团赴美,与通用汽车公司全面展开合资经营谈判。 开启中国汽车合资大时代的那一刻,似乎已近在眼前?然而后来的历史,却是许多人都知道的——就在中国代表团抵达美国后不久后,通用汽车的董事会,否决了董事长不久前与中国方面敲定的合资经营意向…… 类似的情况,也发生在了与日本丰田的接触中。不过,和通用相比,丰田显得更加保守:既不愿意技术转让,也不希望平等合资,更不看好中国市场。 图|邓小平出访美国期间,参观位于亚特兰大的福特工厂,在亨利·福特二世帮助下,迈下厂区内转泊用电动车。照片摄于1979年2月2日 摆在明面上的,就是日方明确表示,只卖商品不卖技术。于是在美、日都碰了壁之后,这个引入外部力量现代化中国汽车工业的希望,又转到了欧洲这一边。 然而德国大众那边的情况,在当时也不能说非常地好。 尽管施密特博士“举双手赞成”,但大众董事会里的多数,对此却要谨慎得多。特别是当时大众集团正刚刚经历了一代神车甲壳虫跌落神坛,以及美国市场近在眼前的崩盘危机。 当时被集团寄予厚望的新一代车型矩阵:掀背式小型家用车型高尔夫+四门中型车帕萨特系列,在上世纪70年代末的时候,实际还远不能算是完全站稳。 彼时任大众董事长的托尼·施穆克,以一贯谨慎小心而出名。在其任内,大众集团严厉推行紧缩政策。 图|托尼·施穆克,1947年起的大众集团第四任CEO 所以在这一背景下,大众与中方的接触,自1978年11月起,在随后的几年时间内一直藕断丝连。双方都有兴趣,但双方都有顾虑。而且相对地,德国人不但担心中国的市场是u是足够“香”,更操心改革开放的政策是否会被逆转。 时间进入到1982年初,在经历了断断续续2年多的谈判和沟通之后,一个破局之人即将加入进来,彻底击碎一切的阻碍。 他,便是后来被视为中国汽车之师的大众集团新任CEO,卡尔·哈恩博士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