天富商标_从拿来主义到本土开发,中国汽车合资40年的启示与反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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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拿来主义到本土开发 作者 | 葛帮宁 编辑 | Jane 出品 | 帮宁工作室(gbngzs) 1979年1月16日,中国改革开放的大门刚打开不久。经一位名叫沈坚白的美籍华人牵线,北京汽车厂开始与AMC(美国汽车公司,American Motors Corporation)就合资经营问题进行初次接触。 沈坚白是美国友升国际公司总经理,也是上海永安大百货公司老板的女婿。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,他常回国宣讲国外先进理念。有一次,他讲解的主题是技术引进和合资合作,恰巧中国汽车工业奠基者饶斌也在现场,他对这个主题非常感兴趣。双方相谈甚欢,并建立了联系。 17天后,一机部和北京市政府就“关于北京汽车制造厂和美国汽车公司合资经营吉普车公司”联合上报国务院。报告呈至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处,经其批示后,再传阅给其他几位副总理。3月3日,余秋里、李先念、耿飚、王任重、谷牧、康世恩六位副总理批复“原则同意”。 1983年6月1日,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汽车企业——北京吉普汽车公司(简称北京吉普)成立(按照政府批文时间)。这个结果来之不易,中方没有跟美方打交道的经验,而美方对中国也不了解,谈判推进得颇为艰难,共历时4年半。合资企业里,北京汽车厂和AMC分别持股68.65%和31.85%。经过半年筹备后,北京吉普于1984年1月15日开业。 在北京吉普第一任副总经理赵乃林看来,跟后来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的汽车合资企业相比,北京吉普有很大不同。“当时社会上有很多舆论,比如合资企业为何还生产老产品?但中方的投资就是生产BJ212的厂房和设备……生产老产品,等于是拿老产品让美国人研究怎么管理、怎么运作,然后加工返销零部件出口创汇积累资金,引进技术,使产品更新换代。” 2012年,赵乃林在接受口述历史访谈时说:“后来我们才想明白,国家是拿这个厂做试验,从中总结合资经验。” 01. 与北京吉普相比,第二家中国汽车合资企业——上海大众(后更名为上汽大众)的谈判更为漫长和复杂。 上海大众应该感谢中国机械工业代表团。1978年11月,国家组织机械工业代表团对欧洲机械工业进行全面考察,涉及6个国家50多家企业及科研单位。历史就这么巧合,大众汽车集团总部狼堡本来不在这次预定行程之内,是代表团临时起意使然。 更巧合的是,在考察大众汽车集团前一天晚上的预备会上,时任国家计委副主任顾明向邓小平同志请示:轿车项目可不可以搞合资?小平同志说:可以,不仅轿车可以,重型汽车也可以。 后来我们会看到,这是一次改变中国汽车行业格局的历史性考察。 从1978年11月那个令人难忘的日子开始,经过6年30多次艰苦卓越的谈判,1984年10月,大众汽车集团在中国的第一家合资企业——上汽大众在上海安亭奠基成立。 谈判艰苦到什么程度?2007年,上海大众第一任董事长仇克接受口述历史访谈时回忆,上海大众项目谈了6年,有经验,也有教训,大致可以分为3个阶段。 第一个阶段,1978年底-1980年,按照国家规定进行谈判,重点是出口创汇、年产15万辆和80%出口,整个过程是“摸着石头过河”。后来条件发生变化,两年谈判徒劳无功。 第二个阶段,1981年1月-1982年。中方统一口径搞小项目,年产3万辆。其中,谈得最多也最棘手的是法律问题。这个过程中,还在较短时间内催生出中国第一部《合资法》以及实施条例。 真正谈合同是第三个阶段,1983年-1984年8月,历时一年零8个月,重点是谈合同、章程、技术转让协议,以及十多个副件。 压力很大。“我的胃炎是1982年落下的,心脏病是1984年落下的,有一次,我在德国狼堡医院还住了一个多星期。”仇克说,“如果说国外压力为30%,那么,国内压力就是70%……为什么用6年时间谈判?其中的具体困难和压力讲不完。” 上海大众签约7年后,时间来到1991年2月,所谓商场如战场,前后仅相差几分钟,大众汽车集团战胜美国另一位商业传奇人物李·艾柯卡(Lee lacocca)执掌下的克莱斯勒,携手奥迪公司联姻一汽集团,在中国成立第二家合资企业一汽-大众,当年9月1日开业。 从时间上看,第三家中国汽车合资企业当属广州标致。相关资料显示,它成立于1985年3月——也就是北京吉普签约1年零8个月、上海大众成立5个月后,总投资6.07亿法郎,由广州汽车厂、法国标致汽车、中国信托投资公司、国际金融银行、巴黎国民银行合作经营,这5家分别持股46%、22%、20%、8%和4%。 但与上述这些境况各异的合资企业相比,谈判最为跌宕起伏的应该是神龙汽车合资项目。从1986年9月提出“关于开展普通型轿车前期工作的报告”,到1987年9月向国家计委呈报“年产30万辆普通型轿车项目建议书”,再到1992年5月18神龙汽车在武汉经开区低调挂牌,二汽(东风公司前身)经历了五六年艰苦卓越的谈判,其中甘苦,冷暖自知。 帮宁工作室曾经做过述评——在中国波澜壮阔的轿车工业发展史上,东风公司一度走在行业前列:它敏锐地抓住时代机遇,率先向国家请战发展轿车。它策划并促成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十堰召开“中国汽车工业发展战略研讨会”,倡导立足高起点,采取同跨国公司“联合开发、合资建厂、出口导向、进口替代”模式。它在北戴河会议上得到国家领导人首肯,准备按照经济规模规划,分期建设发展。 客观而言,前期进程速度很快。从1988年初国家批准二汽轿车项目建议书,到1989年5月,二汽完成对5国14个轿车生产企业的考察和比较;确定厂址和合作对象;完成项目可行性研究及评估工作;进行了四轮商务谈判,草拟合资合同,完成签约前各项准备工作。 按照规划,1990年二汽开始基本建设,1993年建成投产。只不过世事难料,二汽轿车合作项目推迟两年签约,致使其在对外合作中起个大早,赶个晚集。 “汽车行业的合资合作是解放思想、改革开放的重大成果和必然选择。当时争论极大,以今天的眼光看,焦点甚为可笑。”一位资深行业人士总结道。 谈判是一回事,治理又是另一回事,某种程度上,后者遭遇的压力和困境更甚。今天的人们很难想像,早期中国汽车合资企业中方管理者的沉浮命运。这是一个稍显沉重的话题。历史推进到今天,还有多少人知晓那些曾名噪一时的名字——上海大众第一任总经理方宏;神龙汽车第一任总经理宋祖慰;北京吉普第一任董事长吴忠良…… 梳理这个特定历史阶段中国汽车工业发展进程就会发现,作为早期合资合作的铺路石,这些人的命运与所处时代紧密相连。他们才华出众,在风华正茂之年被赋予独特经历,因而命运迥异,有的甚至还付出了生命的代价。 这个过程中,有自杀者,有隐遁者,有身患绝症者,有英年早逝者……纵有千种鸿志,更与何人说?
May 26, 2022